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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学术自由

                作者:www.bitpakkit.com 更新时间:2019/7/4 16:18:3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学教师职业伦理与行为规范的国际比较研究”(15JJD880004)。

                作者简介:林杰(1975-),男,安徽滁州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北京,100875。

                美国学术界经常被一些口无遮拦的教授搅起一池波澜。尤其是在特殊时期,涉及敏感的政治议题时,大学教授的“出格”言论往往成为众矢之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借反恐之名,监视公民是否卷入所谓“邪恶帝国”的活动,大学教师失去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的权利[1]。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邱吉尔案,一方面继承了美国历史上对持政治异议的大学教师进行惩罚的传统,另一方面在惩戒的形式上又别出心裁:科罗拉多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并未直接指摘该校终身教授沃德·邱吉尔(Ward L. Churchill)的公共言论,而是声东击西,将矛头对准他在研究上的“不端行为”,最终将其解聘。邱吉尔案指向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当大学教师的公共言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时,还是否享有学术自由?

                一、邱吉尔案的经过

                (一)导火索:祸从口出

                邱吉尔是美国印第安人问题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于1978年入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他的论著不仅在美国、在有印第安裔的国家颇有影响力,其相关论著也被同行广泛引用①。作为印第安人后裔,他的研究兴趣是围绕着《道斯法案》所引发的问题,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对于政治异见人士和印第安人的不公待遇问题②。早在20世纪80年代,邱吉尔就成为美国国内知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因他基本的理论立场是反对白人至上主义。邱吉尔关于北美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一贯秉持反对印第安人待遇不公的立场。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充满争议性的观点,他的写作风格也是直截了当,咄咄逼人[2]。邱吉尔不像一般大学教授那样循规蹈矩,他还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强调自己代表的是印第安人的视角,经常对一些历史事件的既定解释与当下事件的主流民意提出挑战。他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也是一个异;钤镜淖骷液蜕缁峄疃。在校内,他科研成果迭出,授课颇受学生追捧;在校外,他编撰杂志,擅长演讲,参加各种社团组织。他也得过很多奖项。邱吉尔个性鲜明,能言善辩,因此,在校内外树敌颇多。

                2001年9月12日,“911事件”发生不到24个小时,邱吉尔在一份主要致力于土著人权利斗争的电子期刊上发表《因果报应的正义》一文批判美国的中东政策①。邱吉尔认为“911事件”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恶果,是美国干预中东事务的报应。邱吉尔用“小艾希曼”来形容那些在世贸中心工作的金融工作者就是“持续执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美帝国主义者”②。邱吉尔还将美国和纳粹德国相比:两国都假借现代文明的名义,实施种族屠杀。邱吉尔把“911事件”解释为因果报应的正义。当时,“911事件”受害者的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这篇文章最初是邱吉尔“出于直觉”的反应,因为当时美国媒体称“911事件”受害者无辜,邱吉尔故意唱了反调[3]。

                相对邱吉尔正式出版的作品,这篇急就章似的网文原本不值一提,它起初并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直到2004年12月,邱吉尔应纽约州汉米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之邀准备于2005年2月3日发表演讲的消息,被该校政府管理专业一位教授西奥多·艾斯麦尔(Theodore Eismeier)得知。艾斯麦尔素来对左派学者抱有敌视情绪。于是他将邱吉尔这篇文章发给学院管理层,要求他们取消演讲计划。学院管理层坚持言论自由的立场,拒绝了他的要求[4]。2005年1月中旬,艾斯麦尔和另外两位教授在校报上就邱吉尔的文章发表了评论。2005年1月21日,汉米尔顿学院一个本科生在艾斯麦尔的怂恿下,在学生报纸上抛出邱吉尔的文章并捅出了他将来校演讲的消息,终于引发对邱吉尔谴责的怒潮。只有1700名学生的汉米尔顿学院,校长收到7000份抗议的电子邮件。

                汉米尔顿学院与国会、与许多行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有深厚的联系,学院的不少毕业生到华盛顿就职,有学者将汉米尔顿学院比作共和党的智库。所以,光凭一个学生在一份学生报纸上的报道,是不能让邱吉尔名扬天下的,其背后是该学院复杂的政治背景[5]。很快,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宣称:所有的正派人士,都应该谴责邱吉尔的谬论。邱吉尔除了辞去系主任的职务,还应该辞去教职③。因为“他的观点已经远离学术研究的主流。”欧文斯威胁,科大若不解聘邱吉尔,将得不到州政府拨款[6]。一些基金会也表示:不解决邱吉尔的问题,就停止向科罗拉多大学捐款。

                2005年1月28日,?怂新闻频道播出邱吉尔引发的争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表示:“我不认为他应该被开除。这会向全世界发出错误的信号。以美国之强大,应该可以包容邱吉尔这样的人。处罚他,只会让他成为一个殉道者。邱吉尔反美的观点只代表一部分人。没必要毁掉他。”[7]新闻界的推波助澜,让邱吉尔迅速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节目正好在邱吉尔去汉米尔顿学院演讲之前播出,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有人威胁要取邱吉尔的性命[8]。邱吉尔在汉米尔顿学院的演讲不得不被迫取消。

                邱吉尔于是就在科大波尔德分校安排讲座,但校方收到企图破坏讲座,甚至是死亡威胁的消息。2005年2月8日邱吉尔的讲座顺利举行,超过1500人参加,不仅没有激起骚乱,许多听众还向邱吉尔表示了支持。3月1日,邱吉尔赴威斯康星大学演讲。威斯康星州的官员们威胁讲座如不取消就要干预。但威斯康星大学坚守历史上对于学术自由的承诺,让邱吉尔的演讲如期举行①。随后,邱吉尔告诉CNN主持人,那篇激起公愤的文章也不过是牛刀小试,他并不需要向公众道歉。他在接受一本杂志的采访时称,还需要更多的“911”[8]。此时,欧文斯州长已不是起初那样建议邱吉尔主动请辞,而是勒令校方将其直接开除,以平天下悠悠众口。

                (二)七宗罪:学术不端的调查

                欧文斯州长致电科大总校校长伊丽莎白·郝夫曼(Elizabeth Hoffman)要求开除邱吉尔,但遭到回绝:公立大学教师不能因为发表了与政府和民意相左的言论而被开除。郝夫曼回顾科大历史上危害学术自由的事件后强调:“以史为鉴,须慎重对待邱吉尔事件。”[9]但在1个月后,这位顶住政治压力的校长向科大教师宣布“新麦卡锡主义”来临并辞职。继任总校校长汉克·布朗(Hank Brown)执意要求科大开除邱吉尔。

                面对州政府的巨大压力,为避免草率行动,2005年2月3日,科大校董会召开紧急会议,接受波尔德分校代理校长菲尔·迪斯泰法诺(Phil DiStefano)的建议,启动相关调查程序。迪斯泰法诺称,邱吉尔“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权利受第一修正案的;。”但是他的冒犯性言论“骇人听闻,令人厌恶”,伤害到与“911事件”相关的人们?拼笮6峤艏被嵋榻崾,校董会就邱吉尔不当言论发表致全美民众的道歉信,并启动对邱吉尔的非正式调查?拼蟪闪⒁桓龅鞑樾∽槭酝汲吻辶礁鑫侍:邱吉尔的言行是否构成解聘的依据?如果依据成立,那么大学的行动是否与;ふ庑┭孕械南芊ǖ谝恍拚赶嗟执?

                2005年3月23日,第一个调查报告出炉,结论是:邱吉尔的言论虽极端,但受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因其言论而解聘他的理由不成立。调查报告认为,邱吉尔发表的是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10]。然而,科大波尔德分校代理校长迪斯泰法诺声称他又收到针对邱吉尔学术不端的指控材料。鉴于对邱吉尔学术诚信的质疑太过复杂,不是调查小组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能厘清的,因此,科罗拉多大学责成波尔德分校学术不端审查委员会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展开对邱吉尔的正式调查。

                邱吉尔所有的公开出版物,以及公开演讲与讲座的内容,都在被调查之列。2006年5月9日,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结果:七项学术不端指控中,除了第6项指控不成立外,其他6项指控都成立②。邱吉尔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包括篡改(第1、2、3、4项指控),造假(第3、4项指控)、剽窃(第5、7项指控)[11](P94)。调查报告称:“邱吉尔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是文献综述以及对别的学者研究成果的再解释。缺少基于一手资料的创新研究。他主要是为报刊杂志撰稿,而没有在学术出版社或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出版或发表著作。”[11](P7)针对邱吉尔的惩戒措施,调查委员会五位委员意见不一,只有一位委员建议解聘。

                2006年5月16日,调查委员会将包括调查发现、结论及惩戒建议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学术不端审查委员会。学术不端审查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报告的调查结论,但没有接受其惩戒措施的建议。学术不端审查委员会9位委员投票,6人建议解聘。学术不端审查委员会将最终报告提交代理校长迪斯泰法诺,他支持开除邱吉尔[3](P52)。2007年5月8日,最终调查报告交给科大总校校长布朗③。布朗致信校董会,建议取消邱吉尔的终身教职。2007年7月24日,校董会投票,决定开除邱吉尔。

                (三)不介入:法院的判决

                邱吉尔在被开除的次日,即2007年7月25日向州法院提起诉讼。2009年4月2日,丹佛的陪审团裁定,校方指控邱吉尔学术不端而将其开除的理由并不充分,科大开除邱吉尔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判决科罗拉多大学象征性赔偿他1美元①。邱吉尔的律师要求丹佛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拉里·纳夫斯(Larry J. Naves)根据陪审团的裁定,恢复邱吉尔的教职?拼笤谂闵笸挪镁龊,提出动议:校董会享有“司法豁免权”,具有人事决策权[12]。2009年7月7日,纳夫斯法官认为,陪审团无法澄清邱吉尔到底有没有学术不端行为,这个问题只能交由教师共同体去解决。于是他同意了科大的动议,取消了陪审团的裁定,并判决科大不用给邱吉尔经济赔偿,邱吉尔恢复教职的要求也被否决。②

                2010年11月24日,邱吉尔提出上诉,理由是地区初审法院错误地准予科罗拉多大学董事会绝对的权力,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坡蘩嘀萆纤叻ㄔ河扇环ü僮槌傻姆ㄍノ衷衃13]。美国公民权利联盟、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全美反审查联盟提交了非当事人意见书,认为法院如果以“准司法豁免权”为借口避免司法介入,那么科大8000多位教师的言论自由都成了镜花水月③。2011年2月,邱吉尔上诉至州最高法院。2012年9月10日,州最高法院做出裁定,支持地区初审法院的判决[14]。邱吉尔继而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2013年4月1日,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邱吉尔案,司法诉讼就此了结。2013年邱吉尔从生活了40多年的科罗拉多州移居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主要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二、公共言论的正当权利

                (一)实质问题:离经叛道的公共言论

                如果邱吉尔确实存在无可争议的学术不端行为,那么,科大将其开除名正言顺,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至于邱吉尔在校外发表的公共言论理应受到美国法律的;,地区初审法院的陪审团也正是在认为政治歧见者的言论自由受宪法;さ那疤嵯,才站在邱吉尔一方。代理校长迪斯泰法诺也未否认邱吉尔的言论受第一修正案的;,但他将邱吉尔视为一个不爱国,甚至不称职的家伙。他发起针对邱吉尔学术不端的调查,其手段棋高一招:他否认调查是对邱吉尔宪法权利和学术自由的侵犯,因为学术不端的调查并不包括那篇引起非议的文章。但是美国不少学者指出邱吉尔被科大开除的真正理由是“小艾希曼”一文引发众怒。如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著文称,尽管他不是邱吉尔的支持者,但他认为邱吉尔不至于被开除。“在调查报告中,对邱吉尔的指摘,都是围绕着研究方法和资料处理等一些琐碎的事项。报告里充斥的指责,就像学者们与他们的对手进行论战,不过是一些笔墨游戏。一般情况下,当你已经在著述或评论中批评过你的对手,不会还欲除之而后快。如果将开除邱吉尔的标准推而广之,那我们这些教授能保住饭碗的怕是寥寥无几。”[15]所以,邱吉尔案表面上是大学教授因学术不端被学校解聘,但其实质问题却是如何对待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正当权利。

                2011年,在邱吉尔案诉诸司法的过程中,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以下简称AAUP)科大分会认为邱吉尔案存在不公,是对杜威开创的学术自由理念的践踏④。AAUP科大分会指出:邱吉尔的一个论敌约翰·拉韦尔(John LaVelle)早在多年之前,就向科大校方提出对邱吉尔学术观点的异议,但是未被重视。而今,科大要想除去邱吉尔,就想到利用拉韦尔等人对邱吉尔学术不端的指控大做文章⑤。如果不是因为小艾希曼一文,科大也许永远不会向邱吉尔发难。邱吉尔是作为公民发表那些言论,他的权利受宪法的;。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同言论自由对于美国保持活力的重要意义。没有言论自由,美国将成为极权国家。如果邱吉尔的言论自由被剥夺,那其他公民也别想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3](P6-7)。

                美国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也包括校外的公共言论的自由。AAUP在1915年《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制的原则宣言》中指出学术自由包含三个部分:研究的自由、教学的自由、校外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但AAUP也强调,校外言论的自由,相比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存在更多的疑难和争议[16](P292)。所以,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自由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是受美国法律和行业规范;さ恼比ɡ。这一点,科大校方与邱吉尔及其支持者并不存在歧义。而争议的焦点是:大学教师的公共言论超出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范围,与主流意识形态或民意相左时,还具不具有正当性?正如费什所言,学术自由并非一种神圣的权利:“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职业的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或逃避责任的自由。我们得忍受大学教师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但我们更要警惕由争论而致癫狂的危险。”[15]那么,大学教师公共言论的正当权利应遵循什么原则?

                (二)皮克林准则:公共言论的限度

                科大最初成立的调查小组认为:邱吉尔的极端言论受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条款的;,其基础是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皮克林案。马丁·皮克林(Martin Pickering)是伊利诺伊州公立学校的教师,他致信当地一家报纸,反对地方教育当局操纵债券交易开辟学校财源的方法,批评校方对持反对立场的教师进行压制的做法。地方教育当局认为皮克林在报上所言不实,将其开除。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都支持地方教育部门,认为皮克林的言论损害了学校的利益,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却翻案道:教师就公共事务发表见解是其正当的自由权利,不能成为学;教育管理部门开除其的托辞[17]。

                皮克林案是20世纪60年代的标志性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公开谴责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言论自由的压制,并提出“皮克林权衡”的准则,即教师在作为公民与作为公职人员的双重身份之间取得利益平衡。公立学校教师的校外言论,可能有损学校的声誉,但是他作为公民,其言论如果对社会有益,那么他的言论自由就是正当的。这等于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教师在课堂之外的言论自由。但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政府将公务员(包括公立学校的教师)与普通公民区别对待,将公共言论与公职言论做了区分:当发表言论的公务员身居高位时,当公务员的言论破坏了组织的士气或效率,或者当公务员把时间消耗在职责范围之外时,其言论自由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

                那么,皮克林准则是否适用于邱吉尔案?美国宪法学家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M. O’Neil)著文认为,言论自由如果要受皮克林准则的;,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的公共言论不能妨碍其所在机构内的工作,二是不能动摇公众对其所在机构的信心。如果用皮克林准则这两个条件去衡量一位大学教授的公共言论,很明显是与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试想一位大胆直言的公立大学教师,因不受学生、校友和立法者们的待见,或因破坏了大学的士气与效率,按照皮克林准则,他的言论就不受法律;9](P39)。在邱吉尔案中,如果运用皮克林权衡准则会遇到双重障碍:一是,我们虽能确定邱吉尔的极端言论对“911”受害者家属有害,但不能确定其言论对美国社会也有害?因此,无法从邱吉尔的公共言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这一角度为其提供言论自由的法律;。二是,即便邱吉尔作为公民发表校外言论合法,但科罗拉多大学也可以从其教师公职的身份出发,以其校外言论有损于学校的声誉与士气为由,将其解聘。

                因此,皮克林准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大学教师作为公民普遍权利的言论自由,而大学教师一旦有出格言行,那只能诉诸于作为学者特权的学术自由原则了?杉,美国大学教师有学术自由的特权,但不代表其可以任意妄言。AAUP在1915年《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制的原则宣言》中指出,大学教师享有校外言论自由时,也负有相应的责任:“教师应避免草率的、未经证实的、夸大的言论,表达时应避免疾言厉色或耸人听闻的语气。AAUP虽然强调这些原则,但并不是阻止学者们就争议性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主张大学教师在校外的言论自由只能局限于专业领域内的议题。”[16](P299)AAUP在1940年《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制的原则声明》中对学术自由加以限制:“大学教师以公民身份演讲或写作时,不受大学的审查或惩戒。但他们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特殊的责任。作为学者和教育管理者,他们应该认识到公众是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对他们的职业和组织做出评判。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言必有据,适当克制,尊重他人观点,并尽力不为所在组织代言。”[16](P4)这段声明被原封不动地纳入到科罗拉多大学董事会章程中[18]。

                AAUP确定的大学教师校外言论的权利与责任,能够在确保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又防止大学教师的言论越界。但AAUP作为行业协会,提出的仅是指导性原则,在大学的实践中,可能会被误读。如加州大学董事会曾在1969年利用AAUP的声明开除过洛杉矶分校一位激进的左翼教授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理由是她在演讲中使用了“煽动性语言”[19]。显然,加州大学董事会曲解了AAUP宣言的用意。如果一个大学教师像邱吉尔那样因出言不慎,或者讨论公共话题时含讽带刺,就被冠以“不知适当克制,没有尊重他人的观点”,而受到惩戒,那么学术自由就岌岌可危了。

                (三)大学教师的公共言论与胜任力

                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的特权,只有胜任的大学教师才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而“胜任”一般是指大学教师的专业能力。校方可以因为大学教师专业能力不胜任而将其解聘。教师发表的公共言论可能在其专业范围内,也可能在其专业范围外。因此,通过公共言论来判断一个大学教师是否胜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1964年AAUP通过《关于校外言论的声明》:“大学教师当以公民身份表达观点时,不能构成解聘的理由,除非校方能够明确证明教师不胜任本职工作。”[16](P32)《科罗拉多大学董事会章程》第5条规定解聘教师的依据是:“专业能力不胜任、玩忽职守、犯下重罪、性骚扰,或者其他触及专业标准底线的行为。”[18]大学管理者要让教授委员会相信那些口无遮拦的教师受到惩戒,主要理由是其无法再胜任教师和学者的角色。

                要证明邱吉尔是一位胜任的大学教授并不难。在教学方面,2002年邱吉尔被擢升为系主任后,按学校规定教学量可以减免,但他仍坚持满工作量授课。2005年,当针对他的调查开始后,他还获得由学生投票选出的杰出教学奖[20]。在研究方面,邱吉尔在种族研究领域,是被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之一?拼蠖郧窦岢龅难醪欢酥缚,多系学术规范不严谨的失误,并不足以证明邱吉尔专业能力不胜任[3](P27)。AAUP科大分会针对邱吉尔学术不端的七项指控逐一进行批驳:所谓“剽窃、造假、篡改”皆为不实之辞?拼笫羌Φ袄锾艄峭发?拼蠼馄盖窦,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邱吉尔学术不端,专业能力不胜任,实在过于牵强。实际祸根源于他校外的出格言论。邱吉尔因言获罪,又引申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学教师的校外言论能否意味着他不再胜任教职?

                大学教师就公共议题(包括敏感的政治议题)发表的言论,可以在专业领域之内,也可以在专业领域之外。如果是在专业领域之内发表极端错误言论,有可能意味着教师专业能力不胜任。即使他是终身教授,也可能被学校解聘。奥尼尔举例:一个哲学或语言学教授宣称地球是平的,其言虽谬,但其言论受宪法;,大学不能对其惩戒。因为,地球是圆是平,并不能证明这些教授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不胜任。而如果一位地理学或地质学教授也持此谬论,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再比如,美国西北大学曾有一位工程学教授发表了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但他在本学科领域是胜任的,且没有在课堂上发表这种观点,他的言论自由就是正当的。但如果他的学科领域是现代欧洲史,大概没有哪所大学会容忍这种谬论,且认为他的专业能力合格[9](P40)。

                在邱吉尔案中,如果“小艾希曼”一文是一位化学教授写的,那不能证明他在本专业领域的无能。但作者邱吉尔是位种族研究的教授,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与种族研究的专业领域非常接近②。奥尼尔认为,一方面,一个大学教师发表的言论与其专业领域越近,他的胜任力就越易被评价。另一方面,一个大学教师如果在其专业领域内发表与众不同的异见,其享有的宽容度就越高。反之,公众对于大学教师在专业领域外的极端言论的宽容度较低[9](P41)。因此,邱吉尔若就种族问题发表高见,尺度大点没关系,但是,当他跨界到外交政策领域,且就“911”的敏感议题大放厥词,下场自然不妙。2005年2月,身陷漩涡的邱吉尔向媒体解释:“我明确反对恐怖主义。‘小艾希曼’的比喻,是希望能够唤醒美国民众。”[8]可为时已晚,尽管邱吉尔教授可以多方证明自己“胜任”,但科大避开皮克林准则①,直接从邱吉尔的论著中挑毛病,意在证明他不能胜任教职,最后把他一开了事。

                三、学术自由的迷思

                (一)大学教师的;ど:知易行难

                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 Mill)认为,言论自由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在于它有助于人类获得真理。密尔在论证言论自由时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类认知的“易谬性”:“每个时代都曾持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为错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正确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21]但人类有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改正的途径一是靠经验,二是靠讨论。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赋予言论自由以绝对的价值:言论自由不仅关乎个体的权利,也关乎社会的福祉与进步。所以,知识的进步和社会利益的满足,都有赖学者们发表不同流俗的见解。

                学术自由的经典表述是,师生在求知过程中,不受外部宗教、政治等因素的干预。对学术自由概念的理解并不难,难的是实践?坡蘩大学董事会章程对“学术自由原则”规定如下:“学术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大学作为自由表达思想的场所。大学教师的聘任、续聘、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首要依据是其在教学、科研、领导和服务方面的能力,而不应受政治、社会、宗教大学官方意见等外部因素的左右。对大学教师的惩戒,也不应受外部因素的干扰。”[18]但这是一种抽象表述,纵观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不同时代,科大都曾发生过侵犯学术自由的案例②。

                邱吉尔曾在事后撰文《学术自由的迷思》声讨科大的过失:“科大董事会的章程,美则美矣,未必信焉。”科大维护学术自由的实际情况,与章程所述大相径庭[22]?拼蠖禄嵴鲁坦娑,教师的责任就是最大限度抵制政治压力。但在邱吉尔案中,科大管理层却迫于外部政治压力,向终身教授痛下杀手。当科大教师联名呼吁科大校董会立即停止对邱吉尔的正式调查,却有校董回应:“我们不会停止调查。学术自由不是;ど。”[3](P37)如果学术自由不是那些持异见言论的教师们的;ど,那又是什么?像美国许多大学一样,科罗拉多大学将“学术自由”树为大学理念,写入大学章程,但邱吉尔案的发生,足证实践之难。

                研究学术自由问题近五十年的加拿大学者霍华德·多尔蒂(Howard A. Doughty)有言:学术自由是知易行难,权力干预仍是学术自由的宿敌。而今,大学教学和研究不仅日益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也受到政治力量的左右。大学内部和外部的权力对课程内容、教师评聘标准、教学和学习的过程横加干预。那些按标准流程授课,不越雷池、不惹麻烦的学者,可以换来满意的待遇与休假,他们也不需要学术自由。而那些秉持异见的教授们,一旦冒犯权威,就会被警告、惩戒,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公共道德、政治稳定的教授将受到公开责难,甚至被开除[23]。因此,学术自由的重点与难点素来就是如何保障那些有异端言行的教师的权利。

                美国也有大学特别申明学术自由包含大学教师对敏感政治议题发表言论的自由。如康乃尔大学申明:“大学教师可以参加政治示威活动,就敏感议题发表言论而不危及职业安全。大学教师作为公民,对言论自由,可以关切,也可以不关切。但大学教师作为学者,则有责任捍卫言论自由。”[24]大学教师在校外扮演着公众人物、公共知识分子等多重角色,公共言论的自由要比教学和研究的自由更为复杂。邱吉尔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言论会比一般的教授更易吸引公众的关注?拼笮7降逻辑是:不是因为邱吉尔发表极端言论才调查他,而是由于他发表极端言论,招来了更多非议与批评。其中,自然也不乏学术不端的指控,学校是针对他学术不端的举报进行调查。这就是作为公众人物出名的代价?拼笞魑萘大学,要向本州居民负责,要向捐赠人负责,也要向美国社会负责。当学者个体的自由与大学组织的责任发生冲撞时,学术自由便成为棘手的难题。

                (二)司法;:自由与权力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欧文·费斯(Owen M. Fiss)论及自由的困境:言论自由是我们最为珍视的权利之一,但也一直充满争议。国家是自由的天敌,但国家也是自由的来源[25]。在美国大学教师争取学术自由的历史上,代表着国家权力的联邦最高法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学术自由的司法判例中,法院面对的是大学教师个体自由与大学管理自主权之间的矛盾,而自由和权力的边界随不同的时代而变化。因此,法院要在两种冲突的价值之间维持平衡。联邦最高法院杰出的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Oliver W. Holmes)接受了密尔的思想,他用“观念的市场”来指代言论自由,观念的自由交锋是获得真理的首要条件[26]。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1943年经典判例“西弗吉尼亚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案”的意见书写道:“容忍异议是民主社会的核心要义。如果我们不能;つ切┟胺肝颐堑难月,那么宪法第一修正案将形同虚设,自由也将成为梦幻泡影。”[27]196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确立了“真实恶意原则”[28],以规范言论自由,防止自由表达被冠以诽谤罪名。

                经过最高法院的不懈努力,学术自由成为受到联邦宪法所;さ娜ɡ。与邱吉尔案相似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杰弗里斯诉哈勒斯顿案”。案件主人公纽约城市学院黑人教授伦纳德·杰弗里斯(Leonard Jeffries Jr.),像邱吉尔一样,也是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更极端,不仅反犹,还主张黑人至上主义。他因发表了反犹太演说激起众怒,而被校方褫夺了系主任的位置,但保留了他的终身教职。杰弗里斯将校长告上法庭,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初审法院的判决,支持原告。校方不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责成巡回法院二审该案,最终做出倾向于校方的判决:学校拿掉杰弗里斯的行政职位是其权力所在。判决结果也维护了学术自由:杰弗里斯依然是终身教授,享有在课堂上思想交锋的权利[29]。相比之下,科大对待邱吉尔则苛刻得多,不仅拿掉他系主任的位置,还将他逐出学校。

                美国司法;ぱ踝杂傻娜ɡ,但这种;な怯邢薜。在司法判例中,法院倾向于;さ氖大学教师作为公民的公共言论,并不;教师的私人言论(如对同事、领导、待遇等不满的言论),且公共言论不能对公共利益造成实际危害。但法院对公共言论与公职言论做了审慎的区分。在杰弗里斯案中,法院支持校方拿掉黑人教授的行政职务,因其担任行政职务,他的公共言论也是公职言论。公职言论如果有损学校的利益和声誉,那么学校就有权惩戒。进入21世纪,尤其是发生“911事件”后,美国言论自由的环境发生变化,法院支持教师个体的立场进一步被弱化。

                就在邱吉尔接受校方调查的200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加希提诉塞巴洛斯案”中,以5比4的微弱多数推翻了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裁定:公职人员不同于普通公民,当他身在其位时,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关乎公共利益与否,其言论自由都不受宪法的;30]。此案的当事双方虽不是教师教育机构,但对同样具有公职身份的公立学校的教师,也具有法律效力。皮克林权衡准则意味着作为公职人员的公立学校教师,只要其公共言论没有危害到公共利益,就受法律;。而加希提案的终审判决则提高了公职人员言论自由的门槛。加希提案标志着最高法院在个体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做出了倾向后者的价值选择,也标志着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边界被收紧了。AAUP向法院提交了“非当事人意见书”,并呼吁美国公立和私立的大学和学院制定政策,以维护大学教师的言论自由[31]。

                在邱吉尔案中,科罗拉多州两级法院都拿“准司法豁免权”作为挡箭牌,没有采取支持邱吉尔的立场。司法没有介入的主要原因是:一般学术自由判例中,法院支持教师一方主要是源于大学管理权力侵犯到教师的言论自由。而邱吉尔案却涉及到学术不端,并未涉及言论自由。要澄清学术不端的问题,只能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来解决,这属于大学自治权的范围,法院不便干预?拼笪匆怨惭月鄄坏蔽烧仪窦穆榉,可能是因为:一是大学教师的公共言论是受宪法和契约法所;さ娜ɡ;二是言论自由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概念,很难对大学教师不当的公共言论做出界定;三是很难证明邱吉尔的言论对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构成实际危害。2013年,联邦最高法院即使受理了邱吉尔案,那么按照遵循先例原则(加希提案等),顾及“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其判决结果也极可能有利于校方。

                (三)新麦卡锡主义:被限制的言论自由

                邱吉尔案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邱吉尔也因妄议“911事件”,而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牺牲品②。自1915年后,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已深植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土壤,但“911事件”后学术自由原则遭遇巨大的挑战。国家安全和反恐、商业利益、大学私有化等因素为美国的学术自由蒙上阴影,那些与国家权力唱反调的大学教授要冒着被解聘的风险。美国140万大学教师,其中有100万是非终身制教师,他们没有职业安全保障。到了21世纪,学术自由面临的知识与权力,自由与压制,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更为深刻[32]。“911事件”后,美国的学术自由面临着自麦卡锡时代以来最大的威胁,美国政府与私立组织借反恐之名对大学进行监视、干预和控制[33]。2001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既可以审查大学师生的学术论著,也可以限制师生触及敏感的话题与信息[34]。

                许多保守派人士和组织认为邱吉尔代表美国高等教育界一股非主流的政治倾向,他们是学术界的害群之马。著名的右翼组织—美国校董与校友理事会(以下简称ACTA)以捍卫美国文化为名,清除美国学术机构中的左翼思想。2001年,ACTA发布报告《捍卫文明:我们的大学正在败坏美国》,点名批评100多所美国大学,并将发表过“不爱国言论”的教师列入黑名单。教授们不爱国的表现是:极少提到英雄主义,极少讨论善恶之分,极少思考西方政治秩序和自由社会的本质[35]。2006年,ACTA发布题为《还有多少邱吉尔》的报告,声称“邱吉尔现象”不是孤例,不少美国一流大学和学院的教授在课堂上以自由为名,行批判之实[36]。

                科罗拉多大学前校长郝夫曼辞职前告诫科大师生,新麦卡锡主义已经来临。与直接对异端教师施加政治迫害的麦卡锡主义不同,新麦卡锡主义不是用政治做大棒,而是拿学术做文章。邱吉尔案不同于以往的学术自由案例,其诡异之处在于对那些爱批评的大学教师冠以学术不端的罪名。学术不端需要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对学术成果进行详细审查。这意味着,那些喜好批评的大学教师可能要比其他学者接受更高标准的学术评价,处士横议的结果是招来横祸。正如科大一位校董后来承认,他赞成解聘邱吉尔,就是因为邱吉尔的政治言论?窦碧,布朗致信科大的所有捐赠人,向他们报告这一好消息[3](P56)。惩戒邱吉尔,也是大学执权柄者向教师群体发出的谨言慎行的警告。

                但是,如果对异见教师的公共言论缺乏尊重与;,就会造成“寒蝉效应”。一个教师受到惩戒,意味着所有发表公共言论的教师都有可能受到惩戒。“911”之后,美国政治风向转向保守主义,发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大学教授都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被贴上“非主流、左派、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等标签。本来大学教师对一个公共议题的观点可以扩展公共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却因担心受到处罚而噤声[37]。科大开除邱吉尔的事件带来非常消极的后果:美国大学教师不仅在校外发表公共言论小心翼翼,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也畏首畏尾,不敢挑战传统的权威,自由的探究从此被僵化的教条所代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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