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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遗民——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

      作者:www.bitpakkit.com 更新时间:2019/7/2 9:06:43

      作者简介:洪丽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成都610064)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究蒲幸滴穹炎ㄏ钭式鹱手钅(YJ201716)、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建设项目

      ①长期研究遗民文学的张兵曾定义:“(遗民)必须是生活于新旧王朝交替之际的士人,且在新朝不应科举、不出仕。……最早的遗民当为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较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和文人群体而出现,则是在宋金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遗民尽管明显地体现出隐士的人格特征,但又绝不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以致于越到后来政治倾向越鲜明。”其采用不仕新朝的严格定义,异于近年遗民文学研究者较常采用的心态与自觉论。参见张兵:《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7-12页。

      ②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91.

      ③何冠彪认为“殉国”比“殉身”“殉节”“殉难”等更适合说明为国而死,但后三个词汇亦常用于形容为国而死的行为。参见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7年,第3-4页。

      一、 何为遗民

      近世以来,政治进入夷夏相代的格局。大致从1990年代开始,易代之际的研究,绝大部分围绕“遗民”议题而开展。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遗民研究之重要性不言可喻。遭逢改朝换代的士人如何在新政权下自处?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可说是“遗民”的原型;①与“遗民”相对的词汇是“贰臣”,惟后者亦是前者研究脉络之下的延伸。

      “遗民”如何界定?标准总是因研究取径、领域而异。遗民研究不仅是史学议题,也是文学热点。文史领域内对于何为遗民,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以“不仕新朝”为必备条件,包含终身不仕的隐逸者与杀身成仁的殉国(节)者,后者又被称为“忠义”(Loyalism),②此定义以何冠彪谈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为代表,③也是史学研究较常使用的定义。第二种,取决于易代之际士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即“凡自觉为遗民,或自觉对前代应有一种效忠之情操者,不论其是否为当时社会或后代史家定义为遗民,皆属在内”。此说法从行为论转向自觉论,着重对前朝若隐若现的情感,常见于遗民文学研究之中。第三种,即王成勉所谓:遗民是“拒绝认同新朝的人,不认同的方法可以很多元,也很丰富的来表达”。这是将不仕新朝的清楚界定转向宽泛化,亦即不出仕只是不认同新朝的诸多方式之一。

      第三种定义广受利用,尤其是当研究者发现遗民的行为与心态多变而复杂,甚至出现前后不一的矛盾时,这种定义就显得较为方便。例如仕、隐抉择的与时转变,言(诗文)行之间的明显悖离,与贰臣的密切往来等,如此一来,几乎难免沦于人皆可为遗民之讥。大陆学者赵园则试图由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将“遗”“逸”视为一种在特殊时段中用以标榜自身之所以为“士”的选择,从而将遗民的界定标准从与政权的关系转向自我意识的彰显。这些定义的发展,固然降低了遗民分类上的困扰,却也显示多年以来以遗民框架所产生的大量易代士人研究,或许已到了转折点。

      现实而言,士人的处世面貌本就复杂,鼎革之际亦然。彼处赋诗家国之叹,此处为文新朝之喜,虽曰不仕,却任职官学,或与贰臣、新朝高官密切往来,这些看似矛盾的“光怪陆离”,实因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之下,遗民被先入为主地认为应该有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所致。目前为止,易代之际的士人研究几乎与“遗民”画上等号,产生大量的遗民行为、文学与心态研究,为了有所突破,甚至有学者往遗民思想的遗传探寻。萧启庆曾针对遗民研究有此评论:“遗民现象之存在甚为短暂,前后不过二三十年。宋元之际的遗民似不如前辈学者所说的重要。”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次数多不胜数,但遗民研究是宋元以来的特色。最早的遗民研究时段,即从宋元之际开始,这与宋朝“科举社会”的推波助澜有密切关系,科举社会孕育了特定知识背景所构成的菁英(即通称的士人)群体,出现特定身份认同,萧启庆曾使用“知识菁英”一词定义宋代的士人,此一群体以文章经述为评准,透过科举考试的甄选,成为“统治菁英”(governing elite)的主要来源。所谓的“知识菁英”即拥有文章经述能力,具有儒学、文学教养背景者,借由其知识能力或周边效应出仕或谋生者。熟谙艺文的文人、文士;标榜道德经术的儒士、学者、儒学官;以读书自任、习进士业等受过儒学教养者,以及通过科举考试任官者,都可称为“知识菁英”。又恰逢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全面入主中国的巨变,故士人在宋元之际的反应,以遗民现象横空出世,受到学界关注,从而元明、明清、清民之间的递嬗,都笼罩于此一框架之下,产生为数丰硕的成果。但遗民研究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定义的宽泛化与研究取径的定型化,显示此一范畴已需驻足反思。本文主要从宋元之际的遗民研究出发,兼及明清、清民鼎革的文史研究,以较具代表性的中外著作为轴,分析易代士人研究面临的局限与突破前沿的可能性。

      二、 遗民分类与仕隐概念

      对易代士人冠以遗民进行研究者,较早可从台湾学者孙克宽说起。在1974年发表的《元初南宋遗民初述》一文中,他收集了95名南宋士人的事迹,依文中“元初南宋遗民简表”,由孙克宽自注之遗民数目为95人。然计算该简表人数,孙克宽实收93人。文中另一“元初南宋遗民概况表”,则收录了98人。对照“概况表”,“简表”漏收了谢枋得、石一鳖、黄震、舒岳祥、胡次焱等5人,且“简表”误字极多,如汪元量误植为汪元景、刘辰翁误植为刘原翁等约10处,故观孙氏收录名单当以“概况表”为主。唯“概况表”亦将何梦桂、胡一桂误植为何梦桎、胡一桎,谨此说明。分为“文天祥系列”“讲学名儒”“山林隐逸”“文人词客”等四类,今日看来,讨论略简,却是量化收集并分类综析遗民的滥觞。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有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的专文,针对宋元易代士人隐逸的原因进行分类,一类为依循自我理念的“自愿性隐逸”(voluntary eremitism),又称逸民;一类为受制于忠义观念而不仕的“义务性隐逸”(compulsory eremitism),称为遗民。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牟复礼的分类,暗示读者隐逸行为背后存在的复杂性,其讨论取径的选择是以“忠的对象”为主。牟复礼带动了不少后续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自愿性隐逸的开展。例如王明荪的专著中有“道行与道尊”一节,指出刘因隐逸是一种行道(忠于道)的方式,蓝德彰(J. D. Langlois)指出刘因的退隐并非针对蒙元(华夷之辨、民族大义),而是一般性政治的批判,刘祥光则进一步追索元代以道自任的退隐观在宋代的源头,未久,劳延煊发表了两篇关于易代士人的研究,亦以南宋遗民为对象。他运用高度的文学技巧,试图从诗文中挖掘士人的内心,这是遗民研究以心态为取径的先声,后续以心态史研究遗民者,或许不一定受劳氏启发,却不泯其开创之力。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可说是心态史研究的突破之作,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北京:新华书店,1993年。其健笔画魂,结合史学推理逻辑文学技巧,系统性地探索蒙元初期士人各种抉择的内心世界,其后虽有诸多关于文人心态的研究出现,却几乎难以超越。

      劳延煊曾提出三点观察,几乎涵盖后续遗民研究的开展点:1.易代士人;嫉没际,徘徊于功名与归隐之间,承受生计、故国之思、民族大义、地域偏见的多重压力;2.以吴澄为例,其不仕的坚持会随着政局的稳定与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动摇;3.教育事业使士人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文化焦虑的消融之处),并且在诗句中日渐流露出对未来的乐观。

      确实,遗民的易代抉择并不前后一致,而是与时变化,隐逸或出仕常常只是某一时段的现象。而何为隐逸,史料上亦有许多玄机,陈雯怡曾注意一个矛盾的现象,明初士人修纂《元史》,收入《隐逸》的传主,实际上未曾隐逸。如此一来,《隐逸传》的定义是什么?例如传主何中曾有“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之经历。元代名臣张养浩“弱冠出仕,华要之津,清显之途,靡不周践”,却在辞官归乡后,名其所居为“处士庵”,且自解道:“以迹观余,曰仕或可;以心观余,则余固未尝仕也。”

      显示在诠释上,仕与隐具有心、迹分离的概念。而“仕”的内涵也必须注意朝代差异,宋代在书院教学是一种“不仕”的选择,而元朝无论书院或地方学校,都已由官方提供财政支持,学官亦是仕途,有独立品级,受国家俸禄,可磨勘转官。元代南方进士程端学就把学、仕、官的发展置为一谈:

      士之以校官进而受一命之宠者,难矣哉!律:“二十五始得仕,由乡校荐之郡,郡试其文,移宪覆核,率二三年为直学,典饩廪之出纳。…为州教授。州教授三年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为县主簿。

      故在元朝从事书院教学,如果能说是一种隐逸,那也仅仅是宋代概念的沿用。元人苏天爵曾言:“儒者之为学官,由县而州而路,积百五十月始入流选。其迁调之淹,需次之久。”凡此,都显示教学就是入仕的一种途径,而隐逸界线日益模糊。

      三、遗民研究的开展与局限

      谢慧贤(Jennifer W. Jay)的《易代之变: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行为》是宋元之际士人与遗民研究成果中较受关注的著作。她根据行为将士人分为忠义、遗民、边际遗民三类。忠义即“殉国”“殉节”者,采用“忠义传”之称。遗民包含前述牟复礼所研究的“逸民”与“遗民”,对于动机讨论较为深入。谢慧贤虽未明言,但其区分“遗民”与“逸民”可能是受到牟复礼“自愿性隐逸”与“义务性隐逸”分类的影响。边际型遗民是在此之前不被认为是遗民的一群,谢慧贤则从行为分析,认定其具备遗民的特色,这开启了近年明清研究中“自觉论”之端。这群人也被称为遗民的“次群体”(subgroup),其实就是劳延煊笔下那一类前后不一的士人,他们入元之初拒不仕新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元朝的态度转为亲善,甚至最终放弃不仕的抉择。

      谢慧贤一方面以边际型遗民的例子,说明环境对心态与活动的影响,一方面透过他们的活动与交游呈现遗民身份界定存在的模糊性,甚至指出同一个人可能符合两种以上的类型。而即使不是边际型遗民,除了少数“激进型”如郑思肖、龚开,也均与降元的前宋官员、北方汉人、蒙古色目等非汉族官员往来。正如有学者评论,《易代之变》的贡献在于能够“力求详尽地描述宋末元初的一些义士遗民的活动和彼此的交往”,“从而揭橥忠义的不同层次和与时推移”。谢慧贤在这个议题上的主要贡献,可能更在于打破一般视忠义之士的活动为一种“永不妥协的抵抗”,并指出遗民内部成员性质分歧极大,甚至忠义也一样,例如1274年起出现的勤王军,不少仅是打着旗号向政府索求官衔,进而攫取地方资源;谎灾,这些所谓的抗元志士,并非都集结在忠宋的想法之上,尤其“边际遗民”概念的提出,解释了遗民与“贰臣”这两种身份之间的模糊地带,有助于重新思考对宋元之际士人研究的取径。

      《易代之变》的贡献还在于对史料陷阱的讨论。目前宋元遗民研究的核心史料多是文天祥个人与其朋友、同乡的创作,曾遭“外力”如作者的亲友、学生与元、清再版过程的删改,透过这些史料观察宋元之际的遗民活动,必须注意文天祥的态度,他对当代人物有自己的不同立场,例如他对陆秀夫、李庭芝的不满,透过其本人与亲友的作品传存至今。另外,元、明、清的史料删改,都造成对个别人物理解的误区,而当我们试图把历史人物用标签分类时,虽是梳理混乱的方法,却可能正好掉入了这个陷阱之中。

      谢慧贤也以海外学者的立场,认为国内学界对宋元之际忠义行为的研究缺乏宽广与综合的视野,以致将遗民生活孤立于大环境之外。这个看法不无谬误,事实上谢慧贤试图打破的“迷思”(myth),在70年代晚期的研究中(劳延煊)已开其端。

      《易代之变》出版五年后,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的《山下有风: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访媸!渡较掠蟹纭方致鄣亩韵缶劢褂“烈士行为”(martyrdom),即《易代之变》中的“忠义”,故《山下有风》涉及的时段先于《易代之变》,它试图从宋末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找出贯穿宋元之际忠义活动的内在因素。戴仁柱反对将宋元之际宋朝臣民的殉节简单地视为政治义务的履行,而更主要是一种文化氛围所致。

      《山下有风》的论点在当时引发不少争议,但衍生的思考则更值得注意。首先,学界对宋元之际忠义行为与忠义者的研究中,重视遗民过于烈士,这主要是因为遗民留下的资料远多于烈士,从这一点来看,将烈士作为讨论焦点的《山下有风》,显得弥足珍贵。再者,《山下有风》提出的说法,或许不一定有说服力,但提醒了易代研究应思考宋元忠义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若戴仁柱论述的南宋男性对阴胜阳衰的焦虑与烈士现象之间的关系薄弱,那么更可能是什么?例如南宋学术的理学化和忠义现象是否更有关?更要追问学术中究竟是哪一部分影响这种忠义行为,是《春秋》学抑或其他?或是发自烈士自身的因素?目前为止,易代士人研究成果不少,但系统分析宋元之际的忠义者,考述其行为的思想源由及其背后的文化意涵,依然稀缺。学界一般多以理学的道德因素,简化解释宋末忠义气氛因何强烈,《山下有风》颠覆这种解释,带来的不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而可能是强迫学界重新思考南宋学术文化环境与宋末忠义现象的关系。

      在地域上,《山下有风》特别提到忠义行为在四川地区相对罕见,而谢慧贤的研究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四川地区是蒙宋战争的主要战场,《山下有风》分析殉国时,发现四川自杀者的数量相对少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为有二:一是四川人死在战场上多于死在自己的手上;二是四川人比较不像东部(长江中下游)的宋人,对宋之将亡显得激动万分(delirious)。但这两个解释缺乏论证。笔者以为,从史实来看,第一种说法有其道理,虞集言:“(蒙)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人口资料也显示宋元之际四川在籍人口减少了两百万户以上。

      四川少有殉节行为,以及入元后少有遗民,除了四川人大量死于战祸之外,尚有大量四川人(尤其是士人家族)为了逃避战火,举家迁出蜀地。陈世松与史乐民曾对数量庞大的蜀籍士人及其家族离开四川有详尽探讨,但显然戴仁柱并未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推测,四川罕见忠义行为的主因,在于四川地区是蒙古伐宋最初的几个进攻目标之一,在1250年蒙古大举进攻四川之时,江南地区尚未受到战火波及,四川地区的官员百姓在情势危急的情形下,有能力作出就地殉国或逃到江南继续抗元的选择时,合理的选择应是离开四川前线,往大后方寻求安全,毕竟南宋政权尚存。另外,由于史料局限,研究宋元之际四川地区的历史,难度较高,以地方志为例,现存三部较大的宋元明地方志丛书中,《宋元方志丛刊》所收41种宋元方志,未见四川地区,《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等两部共216种,仅见6种四川地区方志。故宋元之际四川士人活动的面貌,尚属有待开发的课题。

      四、 遗民的分类与动机论

      目前为止,研究易代之际士人的主要著作,几乎都对遗民采取分类以进行讨论。依照对元朝的态度划分为激进型、温和型、边缘型,边缘型相当于谢慧贤所言“边际遗民”,激进与温和两型则为谢慧贤的“遗民”一类的再细分。激进型遗民多半与殉节于宋元之际的忠义者有关,多产生自文天祥、李庭芝的亲友幕僚,宋亡后对宋朝的忠心与对元朝的厌恶之情极为明显。与众不同的是郑思肖,他与上述人际、经历几乎无关,却是态度最激进的遗民之一。温和型遗民则大多未参加宋元战争,入元后虽思念故宋,却无反元的情绪。同时又有根据文化活动,重新打散人群,再度分为“诗人词客”“书画名家”“博学鸿儒”“方外名士”等类型,其主要目的在于演示遗民的分类,可能因为不同标准,而产生不同结果。大陆学者张兵曾将遗民分为“孤臣”“高义”“全节”“贞孝”“知己”“潜德”“散逸”等,混杂了行为模式与对新政权的态度,已失去分类的标准轴。文史学界对遗民活动都有极大的兴趣,讨论与分类甚多,但在现今的学术讨论中很难有效利用。

      对于遗民的分类,目前不外乎三种标准,即身份、活动类型、活动地点,这三种分类方法,却可能出现同一人同时具备不同标准的情况。举例而言,在活动类型上,某人早期是激烈型遗民,晚期却是温和型遗民;在地域上,某人可以同时活跃于江南与岭南等地区,成为跨区域的活动者;在身份上,某人亦可以是官员、书画家或诗人词客。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以“生活状况”为据,区分入清的明遗民,究其实就是以身份为标准,有出家、行医、务农、处馆(即教学)、苦隐、游幕、经商等七类;活动类型则是上述谢慧贤及萧启庆所采用的标准;活动地点则可以孙克宽为例,将宋遗民活动地区分为江右、江南、沿海等三区,谢慧贤亦曾以十一个中心作为宋遗民活动的区域,张兵则将明遗民的活动分为北方、淮海、江南、岭南、西南等五大区域。

      三种分类标准中,活动地点可以说是目前宋、元、明遗民研究中历史意义较低者,除非地区的划分能够反映遗民行为的特殊性,否则地域分类最终仅是沦为展示遗民分布的表象,无法凸显地理位置与遗民活动之间的关系。目前看来,清遗民的研究成果较有可能突破这个限制,林志宏针对清末遗民活动的主要区域,分为京津、青岛、上海、港澳、海外五大地点,并且透过空间里的政治、地理、经济等环境能够如何供应遗民活动、心理需求,进而呈现遗民分布地点的意义,得出距离北京越近者,以政治活动为主;越远者,以文化、教育活动为主的论点。同样地,以身份分类,除非能证明各种不同的身份在遗民行为上有其作用与意义,否则最终也是流于排比性叙述。

      相较而言,活动类型的分类,是目前研究遗民较具意义的分析方式。然而此分类难以克服的问题在于不具体与不精准,这肇因于前述士人行为与心态的复杂多变,相对于地域与身份,活动类型的区分,参杂了最多的研究者主观的判断,对相同时空下的特定人物,会因史料的局限、个人的关怀而产生差异,最终易于偏向文学领域的讨论。于是乎便有历史研究者干脆以极精密的小分类取代大分类,或是不分类而直接针对个体行为进行讨论。何冠彪对明清之际忠义行为的探讨方式,便可以看出意欲突破分类局限的企图。他的讨论并不针对遗民或殉国者的行为与活动,而是其人之所以成为殉国者、遗民甚或贰臣的原因与经过,以明末士大夫于国难前后所面临的生死问题为重心。虽然何冠彪的分析未能解释明清之际士大夫的抉择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例如明清之际士人的行为与其他鼎革时代士大夫有何不同,但其处理手法之精细,确实为宋元遗民研究的困境另辟蹊径,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明清之际资料的相对丰富,故得以示范遗民研究在路径上的新可能。

      易代之际士人的出处不免牵涉其背后驱使的动机,自宋朝以来,于易代之际选择不仕新朝者,解释上主要循着两条思路:一是华夷之辨,一是君臣大义。在华夷之辨下,汉人士庶理应尊华攘夷;在君臣大义之中,旧朝臣民当念旧拒新。而由夏入夷的状况下,两种动机常被二合一地用以解释士人之所以为忠义的原因。不过当情况转变成由夷入夏时,君臣大义就会凌驾于夷夏之辨。北宋至清朝的这段时间,主要出现六次改换朝代,分别是辽金、(北)宋金、金蒙、(南)宋元、元明与明清之际。辽金与金蒙的改朝换代情况特殊,是“以夷变夷”,政权变换时,两个王朝之间还是存在“儒化∕汉化∕涵化”程度的差距,学界也尚未见到讨论“以夷变夷”之际,是否有遗民现象。关于辽金之际辽人的出处问题,由于未有辽人文集传世,几乎只能观察当时辽朝官员在易代之际的外在活动来讨论,难以利用诗文研判辽人的心态转变。同时也由于资料缺位,几乎无法处理类似死于辽金战争的辽朝官员是一般的战死抑或殉国等问题。不过可以注意的是,在史料中似乎未见辽人成为“遗民”,唯一相关的是金世宗曾道:“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这段话多少能反映辽朝亡国时,辽国汉人忠义行为的缺乏。关于金蒙之际金人的忠义活动,目前大致有两个共识,一是金朝士人与官员,其忠义行为较南宋为少,二是烈士绝大多数为军事菁英(military elite), 包弼德(Peter K. Bol)曾经提出金朝文化相对于南宋新文化的发展,其实尚保持着唐-北宋一线的旧文化,忠义观亦如是,可用以解释金朝忠义活动不多的情形,其他四个时期中,元明之际的汉人显得较为尴尬,学界探讨的层次与成果也远不及宋元之际,对元明之际遗民行为与心态的探讨可说肇端于钱穆先生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该文虽无遗民之名,但提出士人在明朝建国后仍旧深刻思怀元朝的讨论,对后来元明之际士人出处的研究影响极大,至今学界仍在其观点下继续探究明初士人思念故元的情状以及原因。更遑论明清。不过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的矛盾,在元明之际的士人身上基本已经完成一次调适,或许由于华夷之辨的观念尚未达到明清以后的高峰,元明之际主要以君臣大义为轴。张佳曾指出,清代官修书籍对明初史事的隐没与改窜,淡化了元明之际,尤其是洪武朝“华夷观念”的色彩;谎灾,宫崎市定与蒙思明等前辈认为元明鼎革所代表的“种族革命”色彩不高,宫崎市定指出元明政权更替的民族革命意识非常低,蒙思明则认为元朝并非亡于族群革命,而是经济阶级的革命。;洪丽珠透过元末几场重大政争的性质探讨,指出蒙思明等前辈学者论点可能还有修正空间,除了受其自身所处时代的气氛影响,更可能是肇因于清代史料的问题。张佳之说,一举将元明之际的华夷观讨论战线拉到了清朝。

      宋金、宋元、明清之际三个时期,由于是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往往自然而然共同促成了忠义观念的强化,宋金时期由于史料局限未见专论,宋元与明清之际,尤其是后者的研究,汗牛充栋,难以细数。在华夷之辨的动机中,尚有两条支流必须说明。以宋元、明清之际两个时期的遗民行为来看,华夷之辨又牵涉到两种诠释:一是文化,即华夷区隔标准当由文化素养决定,华夷可以变动,但主要是夷变华;一是种族,即由族群的血统决定,华夷身份是固定的。关于种族标准与文化标准的产生与发展,罗志田指出两种诠释自春秋以来,即存在于中国的思想之中,但自宋朝之后,“政治情势愈不利于华夏,则夷夏之辨愈严,愈严则愈是从非文化层面去诠释夷夏之辨”。即便如此,除少数士人陈亮、郑思肖、王夫之外,以文化论夷夏,依然占据近世以来士人思想界的主流。

      五、近世易代士人研究的再思考

      易代之际的遗民研究,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近世以来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也早就暗示了“遗民”界定本质上存在模糊地带。许多学者的一致推进,一方面使遗民的整体面貌得到更细致而系统的厘清,也提醒学界注意遗民行为背后复杂而不易察觉的文化思想因素,这些学术前沿的贡献,主要在明清之际的研究中开花结果。前揭赵园的著作,是明清之际士人研究的新尝试,透过思想文化史的笔触和社会的视角,将遗民改称为“特殊历史机缘中的士”,提出“有明三百年养士”与明清之际士人反抗新朝之间的关系,赵园认为从君主、国家的角度立论并不可靠,至少江南、东南地区士人对明朝政府的经济盘剥一直有强烈不满,故危亡关头的行动,更多是“伦理实践的自觉”。无论学界是否同意这种论点,在方法上来说是对遗民研究框架的一种反省与突破,例如更细致地关注世变冲击下的人物与生活,更重视士人受家族、地方的牵动。如同前述牟复礼所分类的“遗民”,当中有“义务隐逸”与“自愿隐逸”之别,两者的精神样貌,不可一概而论,明清研究将“易代抉择”特指为“士人”专属的痛苦,从而巧妙地避开何谓遗民的争议。

      王成勉在一场演讲中提到他认同王瑷玲以“自觉”作为“遗民”标准的想法,并列举了顾炎武、黄宗羲、张岱、傅山、丁耀亢等“遗民”,以及洪承畴、龚鼎孳、王士祯、魏裔介等“贰臣”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借以突显“遗民”与“贰臣”区分上的困难,从而实际上打破“遗民”与“贰臣”之间的那条鸿沟。另外,明清史的研究也倾向于把易代士人放到其当时所处的家庭与社会中加以分析,与政治的关系较为间接,例如黄毓栋发现,遗民的抉择也可能是家族的安排。

      结社与群体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发展,超出个人、家族的范围,因此明清研究者得以将目标放在社会群体,例如挖掘晚明活跃的结社是否在鼎革之际销声匿迹的问题,有大陆学者发现只是规模变小,学术社群呈现区域化。这种生活样貌的视角,一方面使人看到明遗民亡国之后的享乐和无羁,与亡国之前的生活形态并无太大差异,相较于宋元、元明之际的遗民外在表现,通常以“郁闷”“愀然不乐”为印象,截然不同。这是否显示明遗民相对缺少悔罪心理?还是这才是“遗民”的一般面貌,就像战乱下的日常?显然,晚近学者已经意识到既往的“遗民”研究,呈现的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并非生活与精神上的束缚与全部,这皆可为宋元明易代士人研究的启发。

      除了从思想文化、社会群体与一般生活样貌等层面着手之外,易代课题尚待发掘的还有妇女研究、流放文学、艺术及记忆研究等范畴。整体而言,宋元明易代之际的士人研究,可以透过对明清史的借镜,概括为几个可能的尝试方向与误区的避免。从取径、领域、视角、立场来说,可将个人放到家族、群体及区域性相关的议题中,避免人与周遭的抽离性研究;而除了易代士人的政治生活与选择,其生活史、宗教观与文艺活动亦值得探询;避免“单向”立场看待士人,如仅从华夷、忠君、道统等由上而下的政治、学术角度,难以呈现士人的主动性与人性;对遗民的价值,不应事先以肯定的立场出发,避免以高度道德观框限现实人生。综言之,应关注易代士人多方面的生活、不同阶段的转变,不预设概念看待其人生过程与活动。

      研究易代士人,是厘清历史变迁的重要环节,而不仅是研究遗民的反应。鼎革之际的士庶臣民面对的是不同于承平时代的“特殊时段”,不管是达官贵人或黔首黎民,生活的基础或多或少受改朝换代扰动。对鼎革之际的研究,正能呈现太平治世中所看不到的问题,也能突显环境如何迫使个人反省受过的知识训练,以决定人生的下一步选择。

      (蒙匿名审查学者斧正,获益良多,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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