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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分析

      作者:www.bitpakkit.com 更新时间:2019/7/2 9:07:50

      作者简介:王小晴,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成都6111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伦理精神研究”(19YJC710054)

      ①曹立:《精准扶贫是政治命题实践命题,也是理论命题》,《理论视野》2016年第12期,第1页。

      “推进精准扶贫既是一个政治命题、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①精准扶贫的工作理念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政治伦理创化价值,但其政治伦理主线究竟是什么?内在构成系统如何?相较于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又具有怎样革故鼎新的超越性意义?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在新时代深刻领会和把握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并由此在实践层面上助推我国4000万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作。

      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主线

      人民大众的对象范畴正是政治伦理的主体性范畴之一,整体性发展哲学也是重要的政治哲学理论,实现人民大众的整体性发展这一命题更是集中地对应于政治伦理领域。自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扶贫攻坚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曾多次论及精准扶贫工作的人民中心属性。近年来,在扶贫攻坚实践中,各级政府围绕“精准”二字建机制,定政策,把贫困人口收入增长作为核心任务,提升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贫困人口自身的能力素质。众多基层实践举措也都凸显出新时代人民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整体性发展的工作理念。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都显现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是在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中贯穿始终,且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伦理主线。

      (一)精准扶贫的中心任务是实现人民的向往

      “为了谁、依靠谁”是系统性发展理念的根本问题。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并把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精准扶贫正是立足于我国当前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现实,聚焦于偏远山区薄弱落后的物质生产生活及文化生活条件,有针对性地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一条现实路径,其中心任务是为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整体性发展

      邓小平曾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思路。这一发展思路透露出当代中国的发展在政治伦理意义上是以局部性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手段,以整体性发展为最终和根本目的。中央党校邱耕田教授曾对整体性发展做了横向、纵向两个维度的解读,即“从横向维度来看:基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角度,表现为共同发展;基于关系的角度,表现为和谐发展;基于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或领域的角度,表现为协调发展……。从纵向的维度看,表现为代际间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在充分实现局部性发展的条件与基础性的积累后,我国新时代精准扶贫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迈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时空意义上的整体性发展。

      1.精准扶贫体现出“一个都不能少”的横向整体性发展观

      习近平曾多次谈到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义在于“精准”二字,并将其概括为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其中首要的精准便是扶贫对象的精准,换言之,在扶贫工作的对象层面上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分析,既是做到其他五个精准的前提与基础,又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核心与关键。精准扶贫正是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路径,实现对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背景下真正贫困的地区和人口的有效帮扶,从而实现全国十三亿人口的同步小康。正如习近平所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的“同步小康”内含当前政治伦理维度上的横向整体性发展观,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型政党转型为建设型政党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

      2.精准扶贫体现出代际均等发展的纵向整体性发展观

      精准扶贫事关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福祉,要实现精准扶贫工作长效化,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从政治伦理角度来看,只有实现历代中国人民的均等发展才是真正持久公平的整体性发展,才是真正对人民高度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精准扶贫所要求实现的不仅在于当前全体人民群众同步迈入小康的横向整体性发展,更是要实现当代人民和下一代人民在资源、机会等各个层面上的纵向均等发展;换言之,精准扶贫及全面小康,在政治伦理上所体现的不仅是空间维度上的横向整体发展观,更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整体发展观,“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要落实这一纵向整体性发展观,既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树立起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观,又要在具体工作中以这种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对于扶贫的重要功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二、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元素分析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是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主线,围绕这一主线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工作予以审视分析后不难发现,其中凝聚着的为民谋利的价值导向,为民圆梦的美好期盼和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是丰富的政治伦理元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系统。

      (一)为民谋利的价值导向

      一定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群众或全体社会公民所应该占有和享用的各类物质生活利益及精神生活利益是否得到了实现以及究竟获得了何种程度的实现,一直被视为评价政党、领袖乃至政治行为人等政治主体善恶是非的一项重要标准。因此,在整个人类的政治活动史中,为民谋利一直是各种政治伦理价值系统中的主要规范之一。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工作并不是着眼于疏阔宏大的国家意义上的总体利益实现要求,而是要精准聚焦于每一个困难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和具体而微的利益诉求。正如习近平指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进而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进民生保障精准化精细化”。由此可见,精准扶贫就是要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为民谋利的价值导向,校准人民现实利益需求靶向,让一切具体工作都围绕这一导向精准化精细化设计,聚焦解决好民生问题。

      从精准扶贫工作为困难群众所谋求的民利内容来看,其中最切近实在的内容是满足最基本的吃、穿生存需求以及上学、就医等生活需求,也就是“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确保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贫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确保有学上、上得起学;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确保大病和慢性病得到有效救治和保障”,体现了为民谋利的务实性。

      从精准扶贫工作规划实施的实际要求来看,它精准地区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困难群众的不同的民利需求差异性,彰显出为民谋利的科学性。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2021)》中,既明确对新疆南疆的边民补助、住房、交通、通讯和饮水提出了具体实施指导意见,又对残疾人精准康复、救助和就业给予了指导,更是在危房改造方面明确提出了“允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的原则,结合各自实际推广简便易行的危房鉴定程序,规范对象认定程序,建立危房台账并实施精准管理”,这种全面覆盖、精准区别各地区、各类别民生需求并展开精准扶贫的设计思路和实施要求,鲜明地体现了精准扶贫工作为民谋利的科学性规划思维。

      从精准扶贫所蕴含的为民谋利价值导向的源头来看,精准扶贫蕴含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为民谋利政治伦理元素的继承和弘扬。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伦理秩序主张,《论语·乡党》也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说明孔子虽然主张“见利思义”,但更是以身作则地关心人民生命权等私利。而在先秦与儒家并列为显学的墨家,也在其著名的“三表”中明确主张“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把是否实现、怎样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国家人民之利”作为判断施政成败善恶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伦理基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为广大工农大众谋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在改革开放时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代代接力奋斗,实现了“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二)为民圆梦的美好期盼

      精准扶贫的价值愿景在于实现全面小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中国梦”,这正是一种为民圆梦的强烈政治伦理诉求。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要将实在的利益赋予真正的贫困群体,给他们带来切实的获得感,而绝非空泛、抽象和模糊的心理感受;与之同时,其他社会成员群体也会因为贫困人群的获得感提升而产生对整个社会环境及治理效果的认同,由此间接催生自身的非经济意义上的获得感,从而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幸福感提升。当然,虽然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获得感,但获得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具体化,是人民抵达幸福的切实感受”。从儒家“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终极政治伦理理想角度来看,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让“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精准扶贫正是在这一时代巨变奠定的物质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对中国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理想的超越,进而要求在新时代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而要为民圆一个美好幸福生活的梦想,就必须意识到,美好幸福生活本身除了基本的生存与生活需求,还必须要有公共服务资源的均等化以及发展机遇的均等化。只有在一个公平正义、人人出彩的时代才有真正美好幸福的生活,由此,探讨精准扶贫不能单纯囿于经济学论域, 也就是说,进行物质扶贫时不能忘记精神扶贫,例如文艺扶贫、旅游扶贫、影视扶贫等等;谎灾,通过精准扶贫工作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需要,只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性步骤。精准扶贫通过动员、调度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医院、上市企业及民营公司等各类公共权力和各行各业的资源力量开展对困难群众的帮扶工作,努力保障贫困人口实现享受相对均等的文化资源、公共服务与公平公正的发展机遇,真正圆一个困难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梦想。

      (三)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马克思基于对鲍威尔兄弟英雄史观的反对,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凸显了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精神。在马克思看来,人民主体精神的实现既不可能依靠神仙皇帝式的“神迹”或“恩赐”,又不可能依靠哲学家的“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只能依靠普罗大众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自觉的实践。立足于群众史观,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群众观点中的“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和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也透射出强烈的人民主体性政治伦理精神。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核心规范性命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政治伦理根基,而精准扶贫工作正是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政治伦理精神元素。

      首先,精准扶贫要求在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的基础上予以精准帮扶,但绝不是将扶贫对象设置为一种被弱化、矮化的客体地位,使其不愿参加正常的社会竞争,一味地“等靠要”。从世界范围的救济制度来看,扶贫救助制度设计的初衷都不应该违反人类社会竞争的本质,对贫困者的特别保障措施也在于提升贫困者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其具备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的竞争水平,得以自食其力。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就是要“坚持群众主体地位,保障贫困人口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扬自强自立精神,依靠自身努力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光荣脱贫”。例如对残疾人的精准帮扶明确要求坚持“政府扶持、社会帮扶与残疾人自强自立相结合”。总的来看,精准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于:充分发挥困难人群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主人翁身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到改变自身、后代和家乡的伟大变革之中,这是精神扶贫工作以困难群众为本,凸显其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的生动表达。

      其次,精准扶贫工作高度重视维护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在这一过程中的获益权,具体说来就是要求确保其在利益分配与实现过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例如,在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水电矿产资源来实施精准扶贫方面,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强集体股权民主监督管理,防止被少数人控制,发生侵蚀、侵吞原住居民利益的行为”;与之同时,还要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股权持有者,其成员为集体股权受益主体,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优先受益对象”。

      最后,在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评价方面,坚持“贫困人口退出必须实行民主评议”,“让群众参与评价”,“贫困群众是减贫治理改革实践者、受益者和评判者”,让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作为重要评价主体。具体到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中,就是要在具体帮扶方案的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确保贫困群众的全程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从而凸显人民群众既是精准扶贫的受益主体又是评价主体的政治伦理品质;谎灾,精准扶贫工作在政治伦理维度上的中心点、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仍有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过度强调政府力量甚至全权“包办”,二是高估市场和社会力量,忽视党和政府的作用。要杜绝这两种倾向,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就其具体实施来看,可以以农村基层党建激发人民主体性,“作为扶贫工作的‘大脑’,基层党组织可以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让人民群众认识到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性,摒弃‘捐钱’‘捐物’等传统扶贫理念”;同时,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强化市场机制的介入,以“公司+农户”的模式充分激励调动农民自身积极性。

      总的来看,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充分凸显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精准扶贫工作才能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三者相融合,实现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扭转部分困难群众的“等靠要”心态,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并最终截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为民谋利、为民圆梦和以人为本等三方面是依据政治伦理意义上的价值导向、所蕴含的期盼和主体性精神所作出的划分,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恰恰相反,上述三者都是围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性发展”这一主线,相互融合包涵,在具体的精准扶贫工作中互相影响涵盖,共同构成了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系统。

      三、精准扶贫对传统政治伦理的融合性超越

      传统政治伦理领域流派众多,围绕利益与道义二者谁是最高准则这一核心争议,可以概括地将其划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两大阵营。其中,功利论政治伦理主张在政治实践生活中秉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将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程度的正负两极设置为判断政治是非对错的标准;谎灾,只有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政治才是善的政治,反之则是恶的政治。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代的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坚持“我们是以最远和最广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功利论政治伦理,带领和团结大多数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有效地开创了改革开放事业新局面。但当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面向“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之时,我们则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警惕功利论政治伦理蕴涵的少数人利益可能被遮蔽,以及在政治实践中可能导致的“方法狂、目的盲”的种种风险和局限。具体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社会各个新兴阶层的不断涌现导致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故而在本世纪初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我们做出了与时俱进的重大创新,在党章中将中国共产党从“工人阶级先锋队”修订调整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两个先锋队”。这表明,必须破除既往的功利论政治伦理中那种单纯代表和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局限性,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与共识,才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如上所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更加主动地与时俱进,推进政治伦理创新,形成对传统功利论政治伦理的超越与自觉。与之同时,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看,导致苏联解体的所谓“新思维改革”,其实与当时苏联共产党在传统功利论政治伦理支配下,一味地迷信经济社会改革的技术手段,从而弱化了意识形态建设,丧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无关系。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必须以史为鉴,防止传统功利论政治伦理可能形成的对政治理想的功利化手段遮蔽,以汇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梦想的精神力量。

      道义论政治伦理则是以绝对主义标准考量政治实践生活,设置超越于利益标准之上的一种远大目标,以此远大目标判断政治实践的善恶是非,绝不以利益得失为转移。事实上,在毛泽东提出的“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这一命题中,绝不能忽略的定语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也有过深陷“王明博古”式教条主义和“大跃进”狂热时期的惨痛教训,那种一味执着于共产主义理想的道义论政治伦理所暴露出的“目的狂、方法盲”也使得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纯粹的道义论政治伦理无法引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警惕并严格防范传统道义论政治伦理可能诱发的“理想高热症”,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切实做到揽实情、说实话、干实事,要在各种“啃硬骨头”的任务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坚持理想信念、又坚持务实态度”。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历来就倡导将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的态度结合起来,将共产主义信仰和实事求是态度结合起来,故其秉持的政治伦理底色其实是既融合传统的纯粹功利论和道义论,又超越二者局限的。精准扶贫工作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群众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每一个社会成员不掉队的奔小康,“不仅仅将扶贫视作社会基于对贫困者的同情所采取的一种简单的帮扶行动,而是将扶贫当作一种矫正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手段”,自觉弥补市场化发展的功利论缺陷;同时还要求扶贫不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生存需求帮扶,还在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精神文化的扶贫。只有通过精准扶贫实现“从大多数到每一个”以及“从满足物质文化生活到实现美好幸福期盼”的发展转化,才能架桥实现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精准扶贫的这种整体性发展政治伦理观无疑超越了纯粹功利论的政治伦理。与之同时,精准扶贫的“精准”二字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对工作机制方法的科学性规范和细致性要求。只有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下一番绣花功夫”的要求,具备勇于啃“硬骨头”、敢于“硬碰硬”的精神,以务实性态度注重精准扶贫的利益实效性,区分人民期盼的现实差异性,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才能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让贫困群众感受到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最终才能打破“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恶性循环,打赢精准扶贫这场硬仗。由此看来,为人民谋利、圆梦并以人民为主体的精准扶贫也同时实现了对那种囿于远大目标,空谈理想信仰的道义论政治伦理的超越。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实现了对传统的纯粹功利论政治伦理和纯粹道义论政治伦理的融合性超越,还原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底色,实现了正本清源和返本开新。只有在深刻地领会和理解精准扶贫的政治伦理意蕴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习近平精准脱贫观既构成我国脱贫攻坚的行动指南,又为全球脱贫理论作出中国贡献,汪波、王雄军:《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与理论创新》,《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11期,第47页。将为世界反贫困工作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潘坤在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提供了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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