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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jiaoshilw.com 更新时间:2018/5/1 13:40:42

                郑春

                摘要:重读胡适,最为感怀的是那一代学人对“中国与世界”的崭新理解,以及竭尽全力沟通两者的不懈努力。求学海外,胡适等人强烈意识到人文科学对提升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境界,对输入新思想再造新文明的决定性意义,努力完成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留学答卷;重回祖国,他有效运用在国外学到的现代思想和理论,大力倡导文学改良,并在创作上率先尝试和实践,建构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他大胆提出“充分世界化”的主张,热切期待新一代中国人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这一切,使后人深深感念这位20世纪新文化的播种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应对今天的诸多问题,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适;中国;世界化;新文化;新文学

                一、“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

                1910年的夏天,经过艰苦准备和焦急等待,19岁的安徽青年胡适终于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这是清朝政府用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一项留学资助项目,同时成行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等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社会风气悄然发生着某种重要的变化,读书人渐渐改变着对海外世界的种种偏见,而出国留学则成为一种能给青年学子带来光明前途和切实利益的有效途径。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年轻人,第一次以一种异样的目光较为真切地审视中国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第一次能够较为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第一次将自己与世界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前辈青年不同,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吹拂下,他们已经基本超越了国人对西方世界无知和盲目的阶段,也超越了相当长时期的种种误解和恐惧,众多的文化青年开始向往着出国深造,渴望着到一个先进的国度去接受更多的现代教育,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

                值得注意的是,对许许多多渴望和等待的青年学生而言,争取早日出国学习,实现留学目标是第一位的。但出国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换句话说,留学究竟学什么,如何学,学了以后干什么,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却是一个不甚明确的课题,甚至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许多著名的人物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等都曾表达出同样的困惑。胡适最初是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来到美国的,他后来这样回忆:“民国前二年,我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②我们以为,这些话是相当坦率和真诚的,很有代表性。投身科学,是时代的潮流,是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代青年与自身利益密切相连的强烈渴望。但理想终归是理想,它与现实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差距,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距。最初的激动和兴奋过去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的问题、矛盾和困惑,其中最关键的是专业学习与个人兴趣之间的差异、相斥乃至冲突。胡适来到美国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匆忙所选的农科专业不仅非己所长,也非己所好,尽管经过努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自己真正的喜爱实在相差甚远。在第二年一门叫“种果学”的选修课上,这种不满达到极点并强烈爆发。他不仅直接怀疑所学的数百种苹果分类究竟用处何在,而且以这种怀疑为起点,认真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否已经铸成大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学农实在是违背自己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后来在一首小诗中,他这样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

                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

                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

                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以不当为?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48页。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在这里,作者不仅把“学”与“时”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而且进一步,对什么是“时”,什么是真正的“时代要求、救国利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适的有关思考在他的《非留学篇》一文中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这篇发表在1914年1月《美国学生年报》上的文章中,他大声疾呼:“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砖也;留学者,费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那么,留学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胡适回答:“要言之,则一国之派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生可以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对于自满清末年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重实科轻文科”的留学指导思想,胡适尖锐地指出:重工轻文,只可能求得一时之利,却会留下长远的祸患,“虽极其造诣,但可为中国增铁道若干条,开矿山若干处,设工厂若干所耳!于吾群治进退,文化盛衰,固丝毫无与也”。他认为,尽管文科教育是一种投资长、见效慢的工程,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和放松对文科的建设,因为它对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乃至政治结构,对输入新思想再造新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同等重要的,他说:“吾非谓吾国今日不需实业人才也,实业人才固不可少,然吾辈绝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胡适甚至特别以梁启超、严复以及詹天佑等人为例,强调只有文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才能真正实现救国的理想李喜所等:《留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172页。。有意味的是,细读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实用和救国始终是主导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海外求学的主线,当年许多留学生压抑自己浓郁的人文学科兴趣,投身自然科学是由于这一原因,后来相当一部分学子从理工转向文科,转向文学,根子里依然是这一原因,其实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可以从救国和实用上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线索。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在专业选择和变更过程中,与顺应社会时尚相对立,胡适特别强调了“个人兴趣”问题。他说:“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页。尽管在这方面胡适的言与行之间也还是有距离的,他很难做到彻底不顾社会时尚特别是不顾国家的需要,况且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国家需要总在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他们,但这里他们对留学生个人兴趣的强调,无论对留学群体还是对他个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例证,胡适后来一再强调之所以变换专业,是因为自己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学尤其是政治史,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促使胡适在留学岁月的第二年,便毅然决然地转入了文学院,他要在自己的慎重选择之后重新开始,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喜欢的领域中扎实求学,并且有所作为。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发现,现代作家的这种专业转向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对胡适而言,这次专业方向的调整及时而关键,很快便见成效,他不仅喜爱,而且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曾多次告诉朋友自己“感到很快乐”。在此后的留学生涯中,他不仅积极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而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事业坚实的基础。一部《胡适留学日记》便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只要把这部日记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状况作一简单比较,就不难看出胡适在视野、方法以及思想等方面所展现出的颇为超前的一面。其用心之苦,涉猎面之广,钻研之深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也体现出这种努力。尽管类似的题目曾因“在国外大谈中国问题,在国内大谈外国问题”之嫌而屡遭讥讽,但胡适试图以新眼光、新方法、新手段,总之以一种新的视野和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学术进行科学整理和现代评估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获悉胡适改换专业方向,并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后,正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的留美学子梅光迪颇为振奋。他不仅立即致信胡适表示坚定的支持,而且以斩钉截铁的语气高度评价了这一转变的意义。他说:“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8页。把学习农学比作老农显然是不妥当的,甚至有欠公允,但梅光迪对文学的推重、对胡适的期待、对未来新局面的开拓渴望却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封热情洋溢的通信中,他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开一代风气的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陈亮相比喻,将胡适的改科当作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事件,并且认定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打开一个崭新局面的必是胡适无疑。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无疑给胡适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不仅坚定了他改换学科的决心,更为重要的使他下定决心,要在未来为祖国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狂潮,为大中华创造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文学。胡适的留学之路在百年中国留学史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和标志意义:在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都在苦苦寻路的时候,他跨出国门求知海外;当所学专业与理想志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转换方向、重启征程;当目标明确路径选定以后,他又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最为扎实有效的知识准备。至此,胡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他所期待的“留学者”答卷,其核心和主线则是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以及“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的寻找和规划,这一切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自古成功在尝试”

                仔细阅读胡适的留学日记,我们可以深切感到,“国人导师”的情结极为浓郁。他不仅以此为目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极准备,认真筹划,而且时时以任重道远来激励自己。他费尽心血、精心撰写的博士论文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并使它能同中国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在论文的“导论”中,他的结论是,唯有依靠新中国的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才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自己的文化精华联接起来。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一种坚定的自我定位和目标导向。1917年夏天,经过七年的留学苦读,胡适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学位的正式获得便匆匆回国了。这时正是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胎动、萌发以及成熟喷薄时期,回到祖国大干一场的强烈渴望,以及抓紧时间去开天辟地的创造意识与日俱增。他显然认为在中国国内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化天地,为祖国造就“不亡之因”、“繁荣之术”,远比在美国等待学位的取得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意义巨大得多。所以,在学位证书与人生事业的大抉择中,胡适勇敢而又充满激情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历史选择了胡适是由胡适选择历史来完成的。在归国前夕,胡适满怀豪情地在日记中摘录了英国宗教革新运动时一句著名的诗句:“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并将之称为“少年中国的精神”胡适:《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第5页。。这种精神状态,这种高调举动乃至这种豪迈情怀,在长期以来沉闷压抑的中国是极为难得的,而在那一代留学生身上却时时展现出来。

                我们以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不可替代,今天依然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其一是在理论倡导方面的异军突起和不同凡响,他对文学革命系列理论的精心选择和有效运用,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功力。他手中最主要的利器是求学时代欧美学界最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他不仅大胆选择,灵活吸收,一些时候甚至是直接拿来,变通运用,令社会各界眼前一亮。

                唐德刚在谈到胡适的思想源泉时,曾尖锐指出:“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mdash;—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止。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我们以为,指出胡适思想一生深受安、杜二位的影响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说他终其一生没有跳出两人的思想框框似乎有些绝对和偏颇。因为纵观胡适一生,视野之宽阔,吸收之广泛,运用之灵活,远非安、杜二人及其思想可以完全包容和统摄,当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以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最重要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为例。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中,胡适从文学进化论出发,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重要主张。作此文时,胡适还是一名留学海外的在读研究生,他后来多次解释,说这些想法是其留学期间长期思考,并与同学们反复探索乃至争论的结果。然而,我们细究其因,却能清晰感受到其留学年代社会潮流的明显痕迹,甚至是某种决定性的影响。1936年,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重印自序”里特意强调:“我在1915年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页。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特意强调并提醒研究者要特别注意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对胡适的影响,那个年代不仅是美国诗歌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美籍学者周策纵在其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着意指出,胡适和其他一批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正是在这个充满创作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4页。。我们认为,如果说胡适最初关注语言问题是有一段个人经历的原因,正如他在《逼上梁山》中所讲述的,是钟文鳌等人的言行刺激和启迪了他,促使他开始关注祖国的语言问题;那么,他探索的深化和思考的成熟,特别是系列观点和主张的提出,无疑受益于当时美国“新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深深打上了求学时代和留学背景的清晰烙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行文风格,在很多地方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家庞德惊人相似,比如影响甚大的所谓“八不主义”就是如此。庞德有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也叫《几个不》,今天我们再细细阅读这篇文字,感到它与胡适的文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十分相似,基本上是一脉相通的参见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引用的《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细读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我们在其卷十五中发现这样一则有意思的剪报:1916年《纽约时报》的一则“书评”,题目是《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其中提到“用最普通的词,但必须是最确切的词;不用近乎确切的词,也不用纯粹修饰性的词”,“创作出确切、明朗、具体的,而不是模糊和不明朗的东西”等等,更有意味的是,日记中胡适特意在简报下面添加了一条按语,“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第522页。。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学主张与意象派理论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最起码胡适是知晓并了解“此派主张”的。之所以指出这些,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论证胡适与西方文学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也不是考证胡适的照搬照抄或者随意挪用等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思想武器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灵活吸收和直接运用,甚至一些重要论点本身就是当时美国流行文艺思潮的直接翻版。我们认为,这一切不能看作胡适的不足,而应看作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他的优长所在。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力量,能够以开阔的胸怀和目光,精心选择那些时代变革最需要的理论武器,并联系实际,大胆使用,才能在那样特殊的时刻,明确地及时地提出那些具有震撼性的理论主张,从而掀起那样一场意义远大的文化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充分利用这些理论武器,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言表达的局限所在,认定语言方面存在的弊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并且旗帜鲜明且言之有物地提出系统主张,无疑在新文学倡导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以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正如周策纵所言:“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字变色和变质了,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

                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大胆尝试,不顾一切地尝试,勇于“领风气之先”,这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文学样式的引进和创建方面。当年胡适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尽快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促使祖国发生某种积极的变化。他选择文学为突破阵地,努力探索文学体式的创新,力矫当时流行文学形式的陈旧与僵化,明确指出旧形式装不下新思想,甚至会严重阻碍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他竭尽全力投入新文化运动,并将之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目的就是以此实现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变革。他明确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努力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并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一切无疑将白话文运动明显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不仅是这一运动的理论论证者和积极倡导者,更是一个恪尽全力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也就是说,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不仅勇于提出理论,更是率先垂范,在理论指导下率先实践,大胆尝试,甚至不顾得失成败,“尝试尝试再尝试”。

                应当看到,胡适一生对文学事业还是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的,他在回忆录中一再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文学熏陶,坦承内心深处对古典文学的珍爱,以及曾经有过的种种文学冲动等等。1922年3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周氏兄弟的一次颇有意味的谈话,他这样写道:“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569页。在这些温情的文字中,胡适把文学创作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但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他对自己还是有着相当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他深知自己艺术创作能力有限,文学写作明显非己所长,他多次说过自己缺乏创造的潜力和艺术的灵感,也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然而,胡适的可贵尤在于此,虽然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文学的野心”,但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需要,他还是愿意勉为其难,努力去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做一些引路的工作,尝试着迈出示范性的第一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率先出版了一部翻译小说集,最早尝试用白话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创作了一部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新形式;第一次将传统小说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开创了一个新学科“红学”;并且还完成了数篇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散文和杂文作品,还结集出版了令人褒贬不一的新诗集《尝试集》,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山之作,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用白话创作新诗的人物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便开始思考中国诗歌的改革问题,并从翻译外国诗歌入手,尝试着用白话写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以白话做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50页;毓院,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他渴望能有一种“样品”,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与“可行”,1920年他终于完成并正式出版了《尝试集》。尽管这些创作曾受到种种的非议和责难,甚至在诸多文学史著中都被当作诗歌不成熟的例子。但平心而论,胡适诗歌也有其独到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他的诗中所深深蕴含并时时闪烁着某种理念、感悟甚至是思辨的光泽,以及率真亲切、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胡适曾这样评论自己创作的长处和短处,他说:“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胡适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开一代思想风气的重要原因。唐德刚就曾特别强调:“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就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但是胡氏毕竟是第一个‘英雄’。”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55页。

                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对现代文学建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文学体式的创新建构。文学体式,是指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构建的文本形式,它既是作品所显示的语言秩序,又是社会文化精神和作家人格内涵的载体。文体的建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方面,客观地说,文体古典形态的终结和现代形态的确立及其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社会进程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的现代化需要,不能不说是最根本的客体原因。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短短几年的五四文体革命,就基本摧毁了经营几千年的古典文体规范,初步建构起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从文学本体自身来看,大力引进与传统迥然异质的西方文体系统是一个重要原因,胡适等人的开创、实践、创新,以及“尝试再尝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胡适晚年曾不无自得地对青年人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胡适:《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陈漱渝主编,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此话不无道理。

                三、“充分世界化”

                回顾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发展历程,最让人感怀的是那个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那个年代读书人看世界的眼光和境界,以及在这种眼光和境界中所展现出来的某种崭新气象。其实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就一再倡导“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智”等等,但这些倡导比起“五四”时代将“一举一措”都与世界关系密切关照起来的开放性思维方式来,比起在这种开放思维的具体运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视野、胸怀和情感态度来,无疑有着重大的差别。我们以为,这是时代的差别。

                回顾胡适一代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对现代中国最大的贡献,我们以为,不仅在于他们跨出国门率先学到一系列先进文化知识,也不仅在于他们先后引进系列文明成果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把浓郁的主体意识与强烈的开放意识相结合,在宽阔的胸怀和厚实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建立和拥有了一种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弥足珍贵的世界眼光。孙郁在谈到胡适对北京大学的意义时,也曾指出:“胡适给北大带来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自由的、人道心态;二是科学的、理性化的治学精神;三是开阔的世界意识。”孙郁:《鲁迅与胡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这种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意识对古老而沉重的中国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今天我们反思胡适等一代学人,感到十分可贵的一点是,他们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的尺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尺度的变化反映着眼光的变化、眼界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便成为“五四”以来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作家得天独厚的标志,也成为他们在世界文化现代化的现实环境、视域和语境中,开创中国新文学最辉煌一页的重要前提。

                1912年1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曾经写下这样一则日记:“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180页。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内心深处对梁启超等人的深深感激,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先驱者的努力,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才在真正意义上较为清醒地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留美期间的胡适,无论是在康乃尔大学还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都与世界各国学生有着密切友好的交往,这些交往与友谊大大开阔了青年胡适的眼界。由于胡适担任了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主席,他与外部组织的联系也大大增多。1914年国际学生大会在绮色佳举行年会,他作为康乃尔分会会长力尽地主之谊,更是多方奔波,与国际间学生接触更为频繁。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形成于此时,正可谓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一句康大分会会训的精神体现。胡适真心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融入世界,成为这个大家庭中和谐的受尊敬的一员,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爱国的世界公民。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希望作为栋梁的留学生能够目光远大,明确目标,恪守职责,为祖国的未来做一些踏实有用的工作。1915年为抗议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生集会抗议时,他公开发表著名的《致留学生公函》。针对海外留学生界“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等激烈宣战言论,他冷静地指出:“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才’,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随后,胡适颇动感情地写道:“当务之急,当以镇静处之。让吾辈各就本分,各尽责职……吾等正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97页。这些话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却是胡适内心想法的真实反映。“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等观点,正是他一贯坚持的“充实自己”、“完成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对祖国真正有用的人才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挥。从以上两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树立了坚定的开放观念,他深知开放是世界潮流,也是祖国的唯一出路,但如何去做才真正对祖国有利,胡适的诸多思考不同凡响,而且旗帜鲜明,相当坚定。比如当祖国面临;,大家关注的重点普遍都在军备的强弱时,他却一再强调大学、公共藏书楼、博物院、美术馆的极端重要性。并在日记中深情呼唤:“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63页。这种思想、眼光和境界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正因为这种超乎常人的世界眼光,使胡适一代学人极为关注和看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密切关注世界局势、思潮变化和社会发展,并因此普遍具有浓郁的外语情节,喜爱外语,热爱翻译,并且努力用外文写作。如果说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是为了掌握一种重要的生存工具,他们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身文学翻译是为了让同胞了解世界,那么,他们不懈的外文写作努力则是为了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或者说,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让古老而沉重的祖国真正走向世界,这是那一代人魂牵梦绕的一个共同目标。为此,鲁迅在提出著名的“拿来主义”以后,又进一步拓展和升华,认为首先要拿来,但仅有拿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去”。而且拿来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拿去,即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向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胡适则在反复斟酌、思考之后,明确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他特意强调,充分就是“用全力”,不仅不能以各种借口抗拒,也不能以各种方式折衷,而是要充分地与世界先进文化联在一起,“长期暴露,慢慢渗透”,在学习、比较、撞击、磨合中吐故纳新,淘洗熔铸,努力促成我们文化质的更新和新的品性的形成。

                这一主张的明确提出源于一场波及知识界的大争论。起先胡适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的文章,提出对现代文明唯一可行的态度,是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他说:“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抗拒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胡适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充分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这个观点后来为留美归来的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接受,且进一步引伸、强调和发挥,并被概括为“全盘西化”论,进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诸多的反驳,对此,胡适深感忧虑和不妥。坦率地说,尽管胡适内心深处未必不倾向陈序经等人的观点,但他斟酌再三,还是专门发表了以“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为题的解释性文章,郑重提出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来取代易生歧义的“全盘西化”,以正视听。在文章中,胡适郑重地检讨自己“用字不小心”,他回顾了当时自己同时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种提法,前者译为“全盘西化”,而后者则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他特别提到当时潘光旦就曾专文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并清晰表达了“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的观点。胡适说,自己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注意到这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批评,引起了不少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些语病”,因为“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实在不应该。他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适还十分明确地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完全可以与“充分的世界化”相协调,“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在文章最后,他写道:

                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銮椅餮笪幕酚胁簧俚睦芬蛳某煞,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胡适这番话在表述上是坦率和平实的,在理论上也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诸多考虑和煞费苦心。更为重要的是,它较为明确地阐明了胡适的文化立场,他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持有尖锐批评的态度,但从来没有对它表现出一点蔑视和轻薄的态度,即使个别时候言词上有极端化的倾向,但其总体思想取向也还是较为和缓的。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他要求青年们按照他建议的方法去阅读国故书籍,所谓去其乱、谬、迷信,而去寻找真意义、真价值,甚至煞费苦心地开了一张有200多部书名的大书单,让青年人参考阅览。直至晚年,他还花费了巨大的工夫去写作《水经注》,这一切都清晰地展现出这一取向。他之所以着意强调“充分世界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寻找并端正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乃至对待世界的一种良好的姿态。他渴望我们民族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去对待中西文化,能够尽量地充分地对世界开放,能够虚怀接受世界优秀文化。他相信不同质的文化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因为人类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新文化的“提高与普及”两者之间,他一再强调“提高”的重要性,指出:“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胡适:《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第189页。而且,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大公报》1935年3月31日。胡适在他的言论中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并一再强调“复兴”二字,直到晚年依然说:“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73、176页。胡适主张东西文化在一个健康的氛围中自由接触交融,自由撞击结晶,自由吐纳升华,不仅要使我们的古老文化“起死回生,返老还童”,而且能够猛进一步,推向一个朝气充盈、发挥光大的新阶段。胡适这番话真切地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深刻认识和热切呼唤,蕴含其中的那种深沉、理性和执著,尤其是那种广阔的世界视野以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给我们印象深刻,启迪多多。诚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言:“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祖师,但是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既不落伍,也不浮躁?缙,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今天我们重读胡适,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应对今天的诸多问题、矛盾乃至挑战,对我们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应该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胡适一生都在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努力连接中国与世界,他热切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出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他自己则为这样的目标筚路蓝缕、奔走呼号了一生。而且,尽管困难重重,他始终充满信心,并一再告诉青年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努力是没有结果的。”胡适:《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第216页。我们以为,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家国情怀使中国现代作家更加自由和深切地贴近世界,胡适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和标志,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位20世纪新文化的播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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